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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缺工人几乎已经不再算是新闻了，这座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闻名全国的珠三角城市，近来再次由于招工困难而进入媒体视野。但追溯起来，至少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讨论为何农民工不再愿意充分满足东南沿海的需求。现在，不少人身边都有那么几个朋友、一些亲戚，经历着用工起落的命运，能够凭借日常观察得出一些结论。用工荒已经不是别人家的事，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关系到自己的福利哀苦。
用工荒的变化
用工荒虽然不能追溯到久远历史中去，但绝非这两年的新现象。新千年以来，用工荒实际有两轮，样子发生了很大变化。谁缺人?哪儿缺人?缺什么人?这几个问题，都有了不同答案。
2000年之后，我国加入WTO，外贸在已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再次拔高，为东南沿海加工厂带来无数订单，以线带面地吸引全国劳动力前来。经过两三年的酝酿，2004年左右用工荒开始出现。这个时候最为稀缺的大概是二三十岁的熟练女工。苏南、浙江、珠江口的轻纺、服装等工厂因为女工稀缺而发愁。大部分地方全年女工岗位数量超过求职数量。
这段时间里，外出打工的人基本是六零后、七零后，三四十岁的年纪，基本上第一次出门工作。整体经济景气非常高，无数国人平生第一次发现了出门赚钱的机会，手艺逐渐在打工过程中掌握和熟练。所以技术工非常缺，高水平打工人群是此时用工荒的核心，并且差不多也就在北上广深及周边拥有高水平行业的大城市群中出现。
危机前的用工荒基本上是由于需求的增长远高于供给增长导致，多少是喜气洋洋、热火朝天的局面。大家明着抱怨，实则暗爽：“哎呀，生意不好做啊，订单满天飞，工程师找不到，愁死我了。”然而2008年，百年不遇金融危机袭来，基本抹去了这样的图景，开启了“新常态”。尽管有政府自救，但外贸企业大批倒闭、裁员。经历了几年起伏之后，厂子生意时好时坏，招工难又出现了。只是此次，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来找工作的人变年轻了。危机虽然浩荡，但没有洗去老板们对于二三十岁年轻工人的偏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下子发现工作再也不像当年开始出来打工时候那样好找了，得托老乡、找中介，往往待遇还不一定好。然后发现，不光是女工缺，现在男工也缺。工地上的活还得男人做，而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年轻人不愿干。现在不光是缺技工，普通工人也缺。人才市场上想招个普通工人回去干车床，往往要守株待兔好几天。最后，当年缺工人的只有东南沿海，现在连湖北、安徽、四川这些地方也在闹用工荒。以前也就年节前后工人少点，现在恨不得一年到头要打招聘广告。
考虑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当前的用工荒是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被供给下降所超越，与前一轮截然不同。那么，人都去哪儿了?
人都在哪里
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很多年纪较大的工人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队伍。在规范的国有工厂里，有编制的工人打桩打不动了，一般会被安排到门卫、保洁等轻体力劳动岗位上，勉强还能保住一份工作。但民营经济往往无力负担这样的成本，只能采取裁员来应对。如今已经四五十岁的工人一旦被解雇，即便行情好转也再难以找到工作，所能做的只有回到家乡，要么重新拿起锄头下地，要么在附近城镇里就着子女过活。城镇里生活着的老工人们往往也难以在熟悉的方言环境里找到什么正经事情做一做，难得有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或者就干脆搞一个黑三轮开着。“未富先老”上演，子女养老压力提前。
这个过程叠加着整个国家人 口的变老。工人的大面积流失，不能光算减法，也要看到年轻一代数量上无法顶替父辈的现实。施行了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配合改革开放释放劳动力的力量，达到了学者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向城市提供，到了必须涨工资增福利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东莞老板们必须在职工宿舍安上空调，北京的包工头必须保证工人午餐有肉，2500块钱 一个月难能留住80后的工人。
另一个去处则是积极的：很多工人回到家乡附近就业。以往也许只有深圳才有流水线，现在家边就是富士康。产业转移导致中西部轻工业不断发展，可以大量吸收周边劳动力。在鞋厂、玩具厂不断转移的同时，湖南、陕西、四川等地方的企业享受到了2004年前后东南沿海工厂的幸福情景。重庆富士康要派人到火车站招揽春节回家过年的工人来填补空缺，皖北地方的政府出台税收减免措施帮助本地企业来腾挪加薪空间。供不应求的现象转换时空再次上演，但此时人们不再需要背井离乡。于是，用工荒的现象全国化、全年化，成了平摊在神州各处的难题。
还有一些人在徘徊。他们从深圳的代工厂回到浏阳，从北京的建筑工地回到沧州，一时间不知道外边还有没有机会，不甘心就在本地找个工作算了，陷入观望。还有相当数量的第二代打工者，跟随父辈漂泊各处城市，受到的教育质量和数量都有欠缺。他们没有乡土记忆，难以回到老家;然而同时缺乏过硬本领和父辈的坚忍耐劳，只能依靠经济景气谋得一份生路。他们会构成明天的劳动力中坚，但今天成为用工荒的助力。他们需要帮助。
破解之道
有些事情已经做了，比如通过“单独二孩”等政策逐渐放开生育限制，逐步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这种自然过程，往往需要十数年才能有效果。但有些措施是有力的，比如通过提升机械化水平来降低对高技术人才的依赖。国产机器人在东南沿海打开销路，解决企业用人的燃眉之急。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浪潮降低对田间劳动者数量的依赖，可以解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技术人才的结构性和地区性紧缺，相对好办一些。
有些事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解决。第二代打工者的“触网率”远远高于第一代，由此可以用来击破求职市场上要命的信息不透明问题。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到邻近城市干一份月嫂、糕点师或者服务员的工作，可能仅仅是因为不知道有这么个事，怕买了票过去举目无亲，无处下手。但要是有朋友在微信上喊他们一声，想一阵子可能就出发了。另外，互联网还可以大幅降低职业教育的成本。学挖掘机可能还得去蓝翔，但学个Photoshop在网上找个教程就行。一旦学成，婚纱摄影的后期就能上手，解决影楼的招工问题。第二代打工者人力资源的积累，可以从此开始。
还有些事必须由政府主导，比如老年民工的养老问题。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首先依赖于他们和他们子女的身份。在户籍制度的切割之下，子女可能仍然在为城市身份而挣扎，并没有太多资源来顾及老人。另外，城市如何善用这些有一定阅历、技能的老人，也至关重要。
所以用工荒已经不再只是新闻联播中的画面，早已成为大家身边的故事。这是“新常态”下政府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很多家庭所必须要面对的生活新问题。人们老去、散去，未必是坏事。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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